“我”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，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“城里人”，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“我”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“我”很是为难，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，“我”毅然接受大学同学“骆驼”的召唤，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，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“枪手”挖到第一桶金后，为了更宏大的理想，“我”和“骆驼”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。
“骆驼”虽有残疾，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。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，“骆驼”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，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，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，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，最终身陷囹圄，人财两空。
生“我”养“我”的无梁村，有“我”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。哺育“我”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，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；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，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，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；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，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，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；村里的能手春才，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……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，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……

李佩甫，当代著名作家，河南省作协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羊的门》《城的灯》《等等灵魂》等，中篇小说《黑蜻蜓》《村魂》《田园》等

虫嫂是老拐的女人。很难说她的个子了，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。她结婚的那天，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。老拐个子高，却身有残疾，一只腿瘸着，走的是“蚰蜒路”。所以，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，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。
记得，当众人起哄，逼着两人喝“交杯酒”的时候，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，虫嫂踮着脚尖，高扬着下巴，显得极不对称，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。全村人都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所以，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，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。拿现在的说法，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“开心果”。
那天夜里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……
老拐说：天不早了，灭灯吧？
虫嫂说：先说说，塌了多大窟窿？
老拐说：不多……那个，灭灯吧？
虫嫂说：说说，我心里有个数。
老拐说：三百多。
虫嫂说：恁多？咋花的？
老拐说：还有看腿的，四十七块六。
虫嫂说：你一不全活，我一小人国，咋还？
老拐说：慢慢还。都喂饱牲口了……先那个，灭灯。
虫嫂说：不急。家里还有多少粮食？
老拐说：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……
虫嫂说：就吃这？
老拐说：窖里还有些红薯。
虫嫂问：见面时，你身上穿那衣裳？
老拐说：借的。
虫嫂说：自行车？
老拐说：借的。
虫嫂说：缝纫机？
老拐说：豌豆家的，明天一早还。
虫嫂说：还有啥不是借的？
老拐说：人。日他姐，你还睡不睡了？嗯？
虫嫂说：……嗯。
老拐说：嗯嗯……
虫嫂说：挪挪。
老拐说：掐我干啥？
虫嫂说：……挪挪你那坏腿。
老拐说：我还有好腿呢。
虫嫂说：你到底几条腿？
老拐说：要、灭了灯……三条。
于是，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，笑着大声喊：灭灯！灭灯！
……灯果然就灭了。
在无梁，在男女之间，关乎“性事”，语言极为丰富。暗语很多。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。比如：“吃蜜蜜”、“吃荞麦面窝窝”、“睡了再睡”、“倒上桥”，以及“啊、嗯、哎、嗨”之类……“灭灯”是老拐的创造。
第二天一早，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“刺猬”。那“刺猬”背对着朝阳，看上去毛炸炸的，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。一直到近了的时候，人们才惊讶地发现，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，背着一个大草捆。很能干哪。
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。她本来个小，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，背着这捆草，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。尔后，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，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，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！五斗“呀”了一声，会有这么多？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，就这新媳妇，虫嫂，咬着牙，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。于是，会计说，哎，脚，你那脚，挪挪。她擦了把汗，笑着，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。再称，五十二斤半。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。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。扣了水汽，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。
称了草后，大队会计见她?上草筐就走，神色似有些慌张，遂起了疑心，就悄悄地跟着她……到了她家的院子，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，衣裳的下面，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！
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。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，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。老姑父听了，碗往地上一放，说：走。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。可他走着走着，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“囍”字，却又站住了。老姑父摇摇头，笑着说：算了。没过三天，还算是新媳妇呢。改天还要回门……算了吧，下不为例。
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，忍不住都笑了，也就作罢。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有人说：这女人，真不主贵。
在平原，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，这是风俗。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，说来还算是体面。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，头戴蓝帽子，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；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，下身是毛蓝裤子，这女子个小屁股大，那裤子像个兜子，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。两人一前一后，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。
两人一进饭场，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！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喷了一嘴饭……两人怔住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又去看各自的身上，看来看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。虫嫂竟不怯，对着饭场的男人说：笑啥呢？没见过串亲戚？尔后又低声对老拐说：走，赶紧走。老拐走不快，说：不慌。不慌。
众人又笑。
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，离无梁只有六里地。不久，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，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。那两封点心，匣子是空的，还有那封贴，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，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，为了体面。传话的人说，虫嫂的娘当即哭了。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：那老拐都穷成这样？真是把闺女害了。咋嫁个这人？
闲话传回村里时，村里人不怨老拐，只说这女人假气。都说：呸，那玉米还是偷的呢。她就是个“虫儿”。在无梁，“虫儿”就是小的意思，也是低贱的意思。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。
就为这件事，刚嫁过来不久，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。从此，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：小虫窝蛋。简称：虫嫂。
在无梁，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。
最初，人们戏称她为虫嫂。也不仅仅是蔑视，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。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，人们不由地就笑。她人小一号，水桶也是小一号的，从娘家带来的。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，踮着脚尖，磕磕碰碰，试试摸摸的。在井上打水时，她不让人搭手，说：会。我会。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。人们又笑。
在村里，虫嫂割草、割麦都是一把好手，工分也是不少挣的。可她不会编席。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。她身量小，指头太短，编不了丈席，也试着编了几次，每次都欠尺寸，不合格。收席点的老魏说：她的尺子小一号。那时候，粮食是队里分的，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（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）。虫嫂不会编席，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，靠着“鸡屁股银行”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。老拐腿瘸着，干不了重活。再加上两人结婚时，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，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。
日子虽然难过，可也过了。她会爬树，身量小，却灵活，猴子一样。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捋些槐花、榆钱，掺和着吃。她还会做“鲤鱼穿沙”，就是玉米糁加榆叶儿煮着吃，我吃过一次，也挺香。这年夏天，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，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。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，却没有证据。治保主任曾建议说：搜，挨家挨户搜。却被老姑父否决了。老姑父说：几个茄子，算了。
再说，没有多久，虫嫂就怀孕了。挺着个肚子，也编不成席了。所以，她每每走出来时，身上总挎着一个草筐子。她身子重，走路一挪一挪，走走歇歇，很艰难的样子（很久之后，人们才知道，那草筐是双底的。她身上还缝了很多兜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口袋）。
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，头上勒一方巾，三天就下地了。人们说，虫嫂，可不敢哪，迎了风，就出大事了。她说，没事。我皮实。
等到了这一年的秋天，谷子、芝麻、豆下来了。打场时，虫嫂每天抱着吃奶的孩子到场里去晃一晃。接连几天，就被人盯上了。于是干部们在场边上拦住了她，在她的袖筒里、孩子的肚兜里，还有鞋窠舀里各倒出了半斤芝麻和黄豆！罪证终于查到了，就罚她在场里的石磙上站着，问她为啥偷芝麻？
她说：孩子馋了。
人们问她：你呢？你不馋？
她说：也馋。
人们说：馋了就偷？
她竟说：叔叔大爷们，饶了我吧。
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，竟一声声地喊人“叔叔大爷”，喊得人一怔，心也就软了……人已一贱到底了，“叔叔大爷们”听她这么求告，又看她如此小的身量还抱着个孩子，也就放过她了。说：以后可不能这样了……就此，“小偷”的名义已坐实了。
奇怪的是，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，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：两男一女。据说，每次生孩子，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问：全活么？接生婆怔了，说：啥？她说：查查胳膊腿啥的？接生婆告诉她：全活。她这才松一口气。她个小，生怕生下的孩子“不全活”。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，她对“大”有无限的向往。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：国。大国，二国，三国（老三是女孩，也叫花，国花）。她生了一群“国”。她说是“国家”的“国”。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。由于头生儿回了奶，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，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，尔后用嘴，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。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、满地滚的时候，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。
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，她就是“贼”了。
此后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“展览台”。每次放工回来，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，当着众人搜一搜。她割的草，她背的草筐，都要翻上几遍。一旦查出了什么，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，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。她不在乎，一摸，她就笑。再摸，她还笑，咯咯地笑。治保主任四下看看，说：老实些。她说：痒。治保主任吓唬她：再不老实，捆起来。她说：真是痒。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。治保主任问她：你要脸不要？她先说：要。又说：不要。治保主任问：那你要啥？她说：娃饿了。
一个小个女人，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，摇摇晃晃的，显得很滑稽。每当这时候，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，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，多丢人哪。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，不管你搜出了什么，她都神色坦然，还笑嘻嘻的。人们劝她说：虫嫂，你咋这样？老不好啊？
她还是那句话：娃饿了。
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。一天劳动下来，很累，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，人们很快活。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“盐”。日子很苦，人们还是笑嘻嘻的，有盐。
人们都知道，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，见什么拿什么。偷玉米，偷红薯，偷场里的黄豆、绿豆、黑豆，偷……有一次，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“鼻就”。人们很奇怪，问她，你要那“鼻就”（牵牲口用的）干什么？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。她先是不说，问急了，说：我看那皮条怪结实。人问：你有啥用？她说：头绳太费了。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。人说：那么宽的皮条，怎么扎？她说：用剃头刀（她还会剃头，剃光头，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）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，结实。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！
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，每次轮到老拐家，都要隔过去，或是饿上一天，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。她家细粮少，红薯多。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。她家五口人，老拐身有残疾，是个吃货。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，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。麦子下来的时候，一屋子嘴，蝗虫一样，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。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。虫嫂手小，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，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，挂在一个篮子里，饿了就拿一张。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、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，热着吃还凑合。放干了的时候，吃着又硬又苦，难以下咽。三个孩子都说苦，不吃。老拐也不吃。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，黑面饼子蘸辣椒水，只有她吃得。一屋嘴，怎么办呢，也只有偷了。庄稼下来的时候，有什么就偷什么。偷成了她的习性，她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，她着急。
村里开“斗私批修”大会的时候，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。她就站出来。村民起哄说：看不见。看不见哦！于是，就让她站高些。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，她就站在桌子上。她往桌上一站，人很袖珍，人们哄一下就笑了。有时候，有人喊：小人国，翻个跟头。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，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。
搞“运动”的时候，虫嫂还多次游过街。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，脖子里挂着玉米，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，甚至白菜萝卜，红红白白，一串一串的，像是戴了项链似的……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，她在后边走，小短腿罗圈着，从东到西，再从南到北，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，惹了很多人跟着看……人们说，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。还有人说，这是虫嫂，要是换了人，非上吊不可！
游街时，走到家门前，她的三个小屁孩子，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，偷偷地看她。虫嫂也不在乎，还对着门里说：线哦，别蹭了那线。墙头下，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，那是给三个“国”量个头用的，一共三道儿。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，一痕一痕的，擦了再画。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，像自己一样……这时村街上有人喊：老拐老拐，快出来。你出来看看，你媳妇披红戴花！……老拐嫌丢人，躲在屋里，说啥也不出来。
虫嫂是惯犯。哪怕是游过街之后，一到晚上，她就又出门去了。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。一到晚上她就异常地兴奋。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，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，在无边的田野里，凡是能拿的，她都背回家去。有人说，她真是土命。连土地爷都佑她。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，田野就是她的衣裳。连那些草儿、虫儿、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。只要一进地里，花花眼，就不见了。
在田野里，虫嫂就是一个魔。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。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，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。一年四季，什么下来她偷什么。当豌豆还青的时候，饱满着的汁液的时候，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，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。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，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，捆成一把儿一把儿，包得严严实实的。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，谁也看不出来。有时候，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，带上一匣火柴，捡一些干树枝儿，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（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），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，草割到一定时候，玉米、红薯也就烤熟了，一个个包上桐叶，再用草裹了，拿回去给孩子吃。有一段时间，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，看看嘴唇就知道了，三个“国”，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，一时草叶绿，一时又锅底黑……按现在的说法，在那样的年月里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“绿色食品”。
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，提防她的人多，到处都是眼睛……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，她就偷外村的。有一年，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，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。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，还不是一只。不然，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？这年夏天，虫嫂家的三个“国”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。奇怪的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连狗都被她收买了。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，狗从来都没有叫过。
一天夜里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：丢，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，捉鬼去。你见过鬼么？我说：没见过。老姑父说：要不，咱当一回试试？我说：咋当？他说：就蹲在坟地的边上，别吭声就是了。接着又问：你怕不怕？我说，不怕……可我怕。
老姑父拍了拍我的头说：没事，有我呢。尔后，夜半时分，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。天很黑，四周寂无人声，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，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，忙把眼闭上……只听老姑父说：就快出来了。
可是，等了很久之后，才听玉米地里传出了沙沙的声响……老姑父揪了我一下，说：看，出来了。我大着胆睁眼一看，就见一团黑影，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，时隐时现，一忽儿一忽儿地飘……怪吓人的。
玉米叶沙沙响着，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。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，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，接着是风的响声，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……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。
就在这一刻，我明白了，那不是鬼。是人。
是虫嫂。
后来才知道，其实那是她背着的、蒙了黑布单子的一袋偷来的玉米棒。虫嫂趁夜色从玉米田里走出来，绕过一片老坟地正呼哧呼哧走着，猛然看见前边坟地里突兀地站起一人，手电筒一照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叫一声：我的娘啊。
这时，老姑父咳嗽了一声，说：拐家，你怎么屡教不改呢？——我知道，在无梁，也只有老姑父称她为拐家或是老拐家。这是她在无梁村得到的惟一的、也是少有的“尊称”。
虫嫂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说：你叫我匀口气。
老姑父说：你不能改改吗？
虫嫂仍呼呼哧哧地说：匀口气，我匀口气。
老姑父拿手电照了照她，只见她浑身上下湿涔涔的，头发乱奓奓的，头上挂了很多玉米叶子。她靠着那袋偷来的玉米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呼哧着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就像是一只汗腌的老雀儿。老姑父叹口气，对我说：走吧。说完，竟扭头走了。
虫嫂却追着他喊：我没偷咱村的。——这村里人谁都知道，虫嫂偷是偷，可她只偷生产队里的，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，所以并没有多大民愤。
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想不明白，是什么样的日子，可以把一个人的脸皮练到如此程度？
后来听说，虫嫂六岁时曾被本村一个玩猴的本家叔叔拐出去卖过艺，锣一响就跟着翻跟头，去了一年……后来被公安局的人解救回来了。
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条心理防线，当防线被突破后，她就彻底“解放”了。
据传说，虫嫂的“防线”是她的裤腰带。
在平原的乡村，一个女人的“品行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怕“三只手”，二怕“松裤腰”。“三只手”倒还罢了，说的是小偷小摸；“松裤腰”说的是作风问题，当年，这是女人的“大忌”。一个女人若是两样都占了，那就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了。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全村人都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一个故事，关于虫嫂的故事：虫嫂在邻村的一个枣园里被人捉住了。看枣园的是一个老光棍，有五十多岁了。此人年轻时瞎了一只眼，但这独眼老汉极聪明，为了防备人们偷枣，这老汉在枣园四周暗暗布下了一根细绳，每根绳上绑着一个牛铃铛。夜里，虫嫂曾多次潜入过枣园，她知道枣园里拴有铃铛，头几次去，她躲过了那只铃铛。可等她再去时，她不知道那老汉又挂了铃铛，且一个时辰换一个地方。一天晚上，当她偷了一布袋枣，从一棵棵枣树沿上过，摸黑从树上跳下来时，刚好碰响了拴在绳上的铃铛……于是虫嫂就被人捉住了。
那老汉用手电筒照着虫嫂的脸，说：是个妞？
虫嫂手里紧抓着布袋，说：大爷，饶了我吧。
那老汉说：还是个小妞？多大一点儿，不学好？
虫嫂说：头一回，饶了我吧大爷。
那老汉说：不止一回吧？
虫嫂说：头一回，真是头一回。
那老汉说：我也是头一回，碰上个妞儿。
虫嫂说：不是妞，是妞她娘。我都仨孩子了。
那老汉说：不像。我这枣可是论斤的，偷一罚十。
虫嫂说：你放我一马，我再也不来了。
那老汉说：放你一马？也成。把裤子脱了。
虫嫂说：草里有疙针。
那老汉说：我铺个袄。
虫嫂说：我……吆喝你。
那老汉说：你吆喝吧，偷一罚十。
虫嫂说：……我喊了，我真喊了！
那老汉说：你喊。你一喊，这枣就背不走了。
虫嫂说：这，大月明地儿……
那老汉说：走，去草庵里。
……后来虫嫂就背着一布袋枣回家去了。一路走一路哭。到了家门口，把泪擦了擦，才进的门。大国、二国、三花围上来，说：枣。枣！虫嫂一人给了一巴掌，尔后说：一人俩。花小，给仨。老拐从床上爬起来，说：枣？笨枣还是灵枣？灵枣吧？给我俩，叫我也尝尝。虫嫂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，她抓起一把枣，像子弹一样甩了过去，说：吃死你！……老拐弯腰拾起来，在被子上擦了，咔嚓一口，说：嫁接的，怪甜呢。
看看天快亮了，虫嫂背上枣，重又出门去了。老拐说：又回娘家呢？这枣多甜，给孩子留一半吧？大国、二国、三花也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布袋枣……虫嫂扭过头，恶狠狠地说：光知道吃？枣我背镇上卖了，得给娃换作业本钱。
据说，这些情况都是邻村那老光棍在一次“斗私”会上交代之后，才又传出去的。他说，那一年枣结的多，虫嫂又接连去了几次……老光棍还交代说，后来，两人“好”上了，啥话都说，也说床上的事。他甚至还供出了两人最私密的话，说老拐办那事只一条腿使劲，不给力。待事过之后，虫嫂一见那老光棍就“呸”他，说：啥人。
有一段时间，村里人见了老拐就问：老拐，枣甜么？
老拐腿一拐一拐画着圈儿，扭头就走，边走边说：母（没）有。母（没）有。
村里的孩子们也满街追着大国二国三花问：枣甜么？尔后跟在他们屁股后大声吆喝：甜，甜。甜死驴不要钱！……问得他一家人不敢出门。
也许，虫嫂的“解放”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。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此后，虫嫂一旦到了无路可逃被人捉住的时候，她就把裤子脱下来，往地上一蹲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……有那么几次，倒是让她侥幸逃脱了。后来就不管用了。后来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诱惑，变成了半交易式的自觉自愿。好在虫嫂生完第三个孩子就被强制结扎了，不怕怀孕。就此，虫嫂的名声越来越坏了。
她的名声最先是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败坏的。常有外村人在集市上对无梁人说：恁村那小虫窝蛋，就那小人国，老拐家的，头前，在高粱地里……慢慢地，话传来传去，真真假假的，惹得本村人也动了心思。人们再看虫嫂，那目光狎狎的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虫嫂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。她破罐破摔了。